喬翠霞 女,山東師範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,曾任山東省委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主任。
  9月1日,中央黨校主辦的《學習時報》,刊登喬翠霞和魏聯合的署名文章《關註領導幹部生活狀態》,開篇即提出:“‘一邊是工作上的廢寢忘食,一邊是生活上的貪污腐化’,這是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落馬幹部‘雙面人生’的真實寫照”。隨著近期多名官員的落馬,“反腐”成為年度熱詞。而為何部分落馬官員有生活作風問題?喬翠霞和魏聯合的調研也許能給出一個新的參考答案。
  他們曾在山東省委黨校對450多名官員做過有關工作狀態和生活狀態的問卷調查。在他們看來,調查結果顯示,非常態的工作節奏和方式,以及異地任職的經歷,易使幹部逐漸脫離正常家庭生活軌道,走上腐敗之路。
  “讓公眾瞭解官員真實狀態”
  新京報:為什麼會做這樣一個調查?
  喬翠霞:我在黨校工作16年,接觸官員多,對這個群體很關註,他們身上有閃光點,但整個社會大氛圍下,不少人對這個群體的認知是負面的,我們想讓公眾瞭解官員真實的狀態。
  新京報:針對官員的生活狀態做調查比較少見,有受什麼啟發嗎?
  喬翠霞:真有一個,今年春節央視推出了“家風”報道,我覺得找得準,現在都說踐行核心價值觀,但不能空對空,家風就是很好的微觀載體。假如一位官員工作兢兢業業,但家庭生活一團糟,在子女的成長中角色缺失,我想這並不符合社會發展。
  新京報:是否也和當前的反腐形勢有關?
  喬翠霞:確實有反腐的大背景在前。如果中國發展是輛前行的列車,官員群體肯定是車頭,我們看這段時間官員被查,很多伴有通姦、生活作風問題,難道這類群體全都作風不好、生活腐敗嗎?該仔細去分析,這個群體為什麼出現這些問題。
  新京報:你有做社會研究的學科背景嗎?
  喬翠霞:我本科和研究生都學政治學,博士學的是產業經濟學,有這7年的積累,我非常關心政治的東西,是天然的一個興趣。
  “樣本能覆蓋官員群體”
  新京報:調查問卷的設計花費時間長嗎?
  喬翠霞:從我們有想法到出問卷,大概3周。其中征求了不少研究政治學老師的意見,反覆修改了幾次。
  新京報:在設計問卷時會有哪些考慮?
  喬翠霞:首先問題不能太多,不然對方不太理你,也不能太難答、太敏感,一看都是反映負面的東西。還有細化到問卷答案的選項,比如異地任職年限,不同選項時間段怎麼劃分,各方面都要考慮。
  新京報:調查對象的樣本是如何選擇的?
  喬翠霞:還是依賴已有的資源,黨校長年有官員進修班,調查樣本基本覆蓋了黨委、政府機關、人大政協、司法、事業單位、企業、高校、部隊等部門,涉及副科至正廳各級,多個年齡階段。
  新京報:會有顧慮嗎,擔心官員不接受這樣的問卷調查?
  喬翠霞:最後收上來問卷大多是匿名的,很少有官員填寫真名,再者問卷中沒有特別敏感的提問,唯一比較敏感的是子女海外教育經歷、支出等,這一項有的官員就沒填。
  新京報:設計這一問題是想調查裸官的情況嗎?
  喬翠霞:跟裸官沒關係。出國留學通常花費多,主要是想看子女的教育給官員帶來的經濟壓力。但最後看調查結果,山東省這樣的情況比較少。
  異地任職易引發官員家庭危機
  新京報:你在文章開篇說,工作上廢寢忘食,生活上貪污腐化,是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落馬幹部“雙面人生”的真實寫照。哪些數據能得出這樣的結論?
  喬翠霞:中國官員真的挺累的,問卷顯示,多數官員平均每天工作時間均超過8小時,其中“8小時”為19.74%,“8-10小時”為64.65%,“11-15小時”為14.75%,86%的受訪者被要求必須保持手機24小時開機。
  新京報:但你所說生活上的貪污腐化,在問卷調查中看不到這樣的數據支撐。
  喬翠霞:這更多是基於對現象的分析,類似於推理,現在大多落馬官員多伴有生活作風問題。但如果問卷中談這樣私密的東西,很難得到真實答案,面談的話更不會告訴我們。
  新京報:這樣的雙面人生在你身旁有真實的例子嗎?
  喬翠霞:確實存在,比如一些官員,曾和我們一起到紅色教育基地,通過日常相處能看到他最真實的情感流露,後來看到他出問題,自己就感慨頗多,甚至心理上會接受不了,一直會疑惑,怎麼會這樣?
  新京報:你在調查中也很關註官員異地任職的情況。
  喬翠霞:以調研情況看,一半以上有過異地任職的經歷,平均異地任職時間為5.5年,75.6%因各種原因曾兩地分居,這是引起官員家庭生活危機的原因之一。
  新京報:你覺得感情生活的混亂和異地任職有怎樣的關係?
  喬翠霞:我們知道古代官員異地任職是為防止腐敗,但現在因為交通、通訊的發展,防止親情上的腐敗已大打折扣,中國傳統社會裡有熟人社會的監督,熟人會給他工作、生活一種壓力,異地任職反而缺乏這種監督。
  新京報:沒有異地任職出現腐敗的可能性就小嗎?
  喬翠霞:其實對大多數官員而言,即便沒有異地任職,“幾乎不著家”的工作節奏和方式,也極易使他們逐漸脫離正常家庭生活軌道,淡化其應當承擔的家庭責任,這也成為官員情感“溜號”的重要原因。
  建人脈網絡已成官員“必修課”
  新京報:問卷中有一個按在外就餐頻率將對象從高到低排列,這一問題能反映出什麼?
  喬翠霞:通過看官員這一周跟誰吃飯,我們發現,家人團聚、和朋友的社交少,和同事、上級領導吃飯等公務比較多。
  新京報:這也是容易引起腐敗的一個因素?
  喬翠霞:公款吃喝泛濫一個重要原因在於,“酒席、飯桌”已經異化為工作的延續,很多工作需要在半公半私的人際交往和觥籌交錯中“搞定”。
  新京報:你覺得出現這樣狀況的原因是什麼?
  喬翠霞:中國是個人情社會,法制尚不健全、制度尚不完善,這種構建“人脈網絡”、疏通工作通道的交際應酬,已經成為政府官員的“必修課”。
  “評價體系要回歸正常”
  新京報:你最希望通過問卷調查來表達什麼?
  喬翠霞:如果說前30年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轉軌期,現在就是常態化,除了經濟的中低速增長,社會的發展應慢慢步入正常狀態,生活、工作方式也該進入常態化。以往官員在“爬坡”時特別努力,扭曲了一些東西,現在這些應該回歸正常。
  新京報:扭曲的是哪些?哪種狀態又是你理解的“正常”?
  喬翠霞:扭曲的是工作與生活的關係。這兩者都不可缺少,有工作,也必須有生活。其實在西方文化中,很難看到為工作兩地分居的狀況。
  新京報:你覺得現在官員的評價體系應該發生變化嗎?
  喬翠霞:確實要改變過去單方面塑造“鐵人”式領導模範的思維定勢,培育“新型官員”,官員形象更加真實,更接地氣。實際上我們已經在嘗試,比如在做官員績效考核標準,希望把“德”這一塊放進來。
  新京報:但“德”這樣的標準很難量化?
  喬翠霞:確實,是很難的問題。怎麼解決,也需要很多思考。我覺得現在已經有很大的改變了,八項規定後,大吃大喝確實少多了,官員之前可能是不願意應酬,但不得不,現在是不能做。比如我和學生談話,問八項規定後他們家庭生活有無改變,他們說最大的變化就是家裡人吃飯多了。這種家庭的回歸,我覺得就應該是納入考核的。
  新京報:有沒有考慮今後繼續做類似的調查?
  喬翠霞:我們一直覺得這個題目有價值,希望做一個大的課題,長期去關註官員群體,過兩三年,長期追蹤,比如通過追蹤反腐形勢給官員帶來的變化,去揭示群體背後的一些東西。
(原標題:喬翠霞:官員生活狀態應回歸正常)
(編輯:SN091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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